New Farm Economics 一種充滿希望的經濟學–永續農業經濟學

產業化農業使農民走向破產

我曾經在三所不同的美國大學以各種校內課程和進修課程的形式教授過農業經濟學的傳統原理,時間長達 15 至 20 年。我教授過農場經營、市場行銷、財政學、農業政策及其他一些課程,致力於幫助農民從有限的經濟資源中獲取最大利潤。但是,在過去的 10 到 15 年中,我所教授的是另一種不同的農場經營。我學習並教授的是可持續農業經濟學原理——即關於可持續性的經濟學。這種研究轉向發生的具體時間已經無從可查,因為它並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隨時間流逝逐漸形成的。對我本人來說,這種轉向始於 20 世紀 80 年代的農場經濟危機。從那時起,我開始意識到,作為教授傳統農業經濟學的教師,我所做的一切更多的是在誘發這種危機而非預防它。因此,我無法提供給農民有效的應對方案。要解決他們所面臨的財務問題,我們需要另一種不同的農業經濟學方法。

傳統農業經濟學強調利潤最大化。其潛臺詞是利潤越多,生活的經濟水準就越高;而生活的經濟水準越高,滿意度就越高,生活品質也越高。

以利潤最大化的方式追求經濟效率,所導致的是實現利潤最大化最佳“途徑”的一個相當狹隘的前提,同時也是實現生活品質最大化最佳“途徑”的狹隘前提,儘管我早年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對農業利潤的追求將農民推向一種農業的產業化模式。這種產業化提高了農業效率,卻降低了許多農民的生活品質——既包括那些被迫破產的農民也包括許多繼續從事農業活動的農民。產業化也引發了許多問題,例如農業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食品安全與品質,以及普遍意義上的生活質量。

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農場經濟危機中,我開始意識到農場經營的產業化方法正使農民走向破產。今天,農民、鄉下居民和整個社會都期待著能有一種更富有社會責任感、更具有生態可持續性和經濟可行性的農業系統。這是當人類文明步入 21 世紀時農業經濟學所面臨的挑戰——幫助農民建立一種更具有可持續性的農業。未來的農場必須在經濟上是可持續的——不管對農民、消費者還是整個社會來說都是這樣。靠剝削土地或剝削他人的方法是不可能維持農業的盈利能力的。為了實現經濟上的可持續性,農場必須節約並保護自然資源,因為從長遠來看,必須依靠這些資源來提高生產力。同時農場也必須向經營農場的家庭及鄉下居民提供更高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品質,並向整個社會提供充足的健康安全的食品和紡織品。經濟上的可持續性需要一種全新的農業經濟學方法。

一種全新的農業經濟學方法:永續農業經濟學

永續農業經濟學的第一個原則是對“啟蒙了的”自我利益的追求——這種自我利益認識到了自我的個體維度、人際維度和精神維度。這一原則幾乎在所有最流行的“後工業”農場經營方法中都有體現,包括整體資源管理、生物動力學農業、永久性農業以及有機農業。可持續農業的三個基礎——經濟可行性、社會責任性和生態完整性——恰恰反映了我們生活品質的個體維度、人際維度和精神維度。整體管理的目標由三部分組成——生產形式、生活品質,以及未來前景——這正好是以另一種方式描述了可持續性的經濟維度、社會維度和生態維度。真正的生態農業既是一種生活哲學又是一種農業方法——既是一種對社會和道德原則的表達又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所有這些農場經營的方法都平衡了經濟目的、社會目的和生態目的,其總體目的是通過協調和平衡經濟、生態和社會,而非通過最大化或最小化某方面,來獲得更高的生活品質。

可持續農業經濟學的第二個原則是採取“一種整體的農場經營方法”。我們並不使用分析的方法把農場一部分一部分地分解,而把它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賴的整體。在可持續性的農場經營中,農場各組成成分間的關係與這些成分自身同樣重要。傳統的活動分析趨向於忽略或至少是歪曲了積極關係對作為整體的農場經濟狀況的貢獻。例如,當分離地評估輪種制中的個別莊稼時,當脫離莊稼單獨地評估牲畜的飼養時,我們便往往低估或忽略了種植不同莊稼和飼養多種牲畜之間積極的相互聯繫,這些積極聯繫可以表現在對付害蟲、保持土壤活力與肥力、有效使用可用勞力、分散風險等各個方面。

整體經營要求必須以所發生的變化對整個農場系統經濟狀況的影響來評估這些變化對某項或某幾項活動的潛在影響,每一種農場經營的“後工業”方法都提倡使用整體農場這一經營手段,雖然具體途徑略有不同,但都實現了相同的基本目標——他們把農場看做一個整體而非活動的集合體。一個根本問題是:怎樣才能將農場最佳地整合為一個整體,即怎樣才能實現有效結合的整體農場系統而非去追問如何挑選出單項活動的最佳集合體。整體經營是通過協同合作獲得生產力——即整體力量大於其組成部分的力量之和。

進行整體農場評估的一個基本方法與傳統農場經營中的“部分預算”關係密切。在部分預算中,評估某項具體計畫或活動所發生的變化,需要估算這種變化對農場總體經營的潛在影響。它之所以被稱為“部分預算”是因為只對農場中那些將會受到這種變化影響的部分進行預算。首先,從某項新活動中獲得的預期收入增加額會被添加到其他活動中任何一種預期成本減少額中去,而這將被認為是這種新活動所帶來的結果。其次,與這種新活動相關的預期開支增加額會被添加到與這種新活動相關的其他活動中的任何一種預期收入減少額中去。最後,成本增加額和收入減少額的總和會從收入的預期增加額和成本的預期減少額中扣除,從而得出整體農場收入的淨差額,該淨差額即是這種變化的結果。

如果這種過程被仔細實施,所得出的結果應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合理的評估,用以評價如果改變農場經營的某一部分,會對整個農場系統造成何種經濟後果。這個過程也能用於評估如果改變某項農場活動的某一方面,會導致何種社會影響和生態影響。制定預算必須將無形事物包括在內,例如可用於家庭活動和社區活動上的時間數量和時間品質。部分預算還能用於估算農場整體經營所發生的變化對環境管理的潛在影響——土壤流失、水質、生物多樣性等。這種方法必須將家庭,或個人務農活動看作是農業總體系統的一部分。為了全面提高生活品質,家庭勞動和管理、時間的選擇使用、倫理道德價值以及這些價值在農業上的表現最終都必須與農業經濟狀況平衡起來。

可持續農業經濟學的另一個原則是“通過多樣性獲得力量”。在建立既持久又富於生產力的生態系統時,生物多樣性和經濟多樣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產業系統更看重生產力而非持久性。

日益增強的專門化損害了生物多樣性,因而使牲畜和植物在面對昆蟲、寄生蟲、疾病和其他有害物以及不利的生長條件時變得更加脆弱——越來越依賴於昂貴的、來自於農場外部的輸入品。日益增強的專門化也會損害經濟多樣性,因而使我們難以承受市場價格的下跌或某種輸入品成本的上升——越來越依賴于商業風險管理策略或合同農業。農民幾乎總是發現他們缺少所需要的經驗或市場訓練來運用商品市場風險管理工具。農民也總是發現,他們在與大公司“談判”綜合性生產合同時處於競爭劣勢。農民完全不能有效地應對大規模專業化農場經營的各種風險。

但是,通過運用多樣性的基本原理,生產、市場行銷和財務風險都能被應付過去。在管理生物多樣性時,需要考慮的重要事項包括挑選莊稼和牲畜的組合——空間上、順序上以及時間上的組合——以便破壞有害物的出現週期或控制有害物的數量、保持土壤活力與肥力,以及有效利用可獲取的所有資源。依賴多樣性而非來自於農場外部的輸入品來保持生產力,農民就能減少現金支出成本和可變成本。然而,多樣化的系統需要更多的勞力和管理——本質上即是固定成本。因此,當農民用勞力與管理代替農場外的輸入品時,相對于可變成本的固定成本就會增加。

甚至,即使是總成本在本質上保持不變,農民如果較少地購買農場外部的輸入品而較多地依賴農場內部的自有資源,就能極大地減少他們的財務風險。在這樣的農場中,大部分因惡劣天氣或不良市場條件所導致的短期損失都能通過減少困難年份的勞力和管理支出而被化解。另一方面,不管農場本身是否有足夠的利潤,農民都必須支付購買的輸入品的成本。因此,與輸入成本低、固定成本高的農場相比,那些輸入成本高、可變成本高的農場在面對經濟衰退的風險時表現得更加脆弱。

在管理經濟多樣性時,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要挑選活動的組合,這些活動往往能抵消市場價格。如果商品能抵消市場價格,它往往能穩定農場收入,因為從一種商品中獲得的利潤往往能彌補在另一種商品上的損失。甚至如果那些商品所具有的價格模式毫不相干或並沒有相互聯繫,它們也能增加經濟多樣性。例如,一家農場從事四種相同規模的農業活動,這些活動的價格模式彼此毫不相關,其可變性都相等。那麼,與另一家規模相同卻只專門從事這四種農業活動中的其中之一的農場相比,第一家農場的收入只是後者的一半。但是,多樣性並不等於多個品種。如果不同的農業活動具有相同的基本生產模式和市場模式,例如種植玉米和大豆,這種意義上的多個品種對減少風險就沒什麼用。可持續農業經濟學需要的是有效綜合的、具有經濟多樣性的農業系統。

可持續農業經濟學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理是“給予顧客全部的經濟價值。”在被大型農業公司控制的全球市場上,如果只銷售無差別的農產品,例如玉米、生豬、牛、或小麥,農場是無法維持盈利能力的。提供給顧客的食品或紡織品必須區別於他們在超市或百貨公司裡所能找到的那些商品,也需要具有比那些商品更高的價值,這樣才能有持續的利潤。這也許是可持續農業經濟學最困難的方面,因為這是與傳統的農場經營相比最大的不同點。然而,農業的公司化已經導致單個的農民在今天的農業中無法參與競爭,即使他們在價格和品質上都具有競爭力。這些農業公司在市場上具有足夠的力量,因此可以拒絕那些不願簽訂綜合性生產合同、不滿足于地主與契約工人這種角色的農民進入市場。這不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市場實力的問題。

今天的消費者每掙一美元,就只花一毛錢在食品上,而從這一毛錢中農民能留下的還不到一分錢。食品加工、運輸、包裝、做廣告以及其他的市場服務花去了八分錢。另外一分錢花在購買來自於農場外部的輸入品上。但是,今天的食品必須是大量生產且大量上市的,這樣它們才能進入超市,才能實現產業化食品生產的經濟規模。結果,今天超市里的大部分食品之所以能被選中而進入市場,都是因為它們適合機器收割、適合高效加工、適合運輸以及適合長期保存,而不是因為它們具有更好的口感、更新鮮或更高的營養。另外,大量生產的食品必須符合“最普通”消費者的口味。大量生產所節約的經濟開銷來自於標準化而非多樣性。但是,並不是我們每個人都具有同樣的口味和偏好,因此我們所重視的東西也便不同。從事可持續農業的農民必須向更多的消費者提供更多他們最重視的東西。

產業化農業的弱點為農民發展可持續市場提供了機遇,這種市場對保持他們農業活動的盈利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在本地市場上,直接將產品賣給消費者的農民有機會根據口感、新鮮度、健康度和營養性,而非加工、運輸和儲存期限等要素,來選擇種植的莊稼種類和飼養的牲畜品種。他們能在產品品質最高的時候進行收穫,將新鮮的產品投入市場並賣給本地消費者。產業化的生產系統並不能複制這些優點,因此本地農民便有了可持續市場的優勢。

同樣重要的是,從事可持續農業的農民能夠基於他們對社會責任和生態完整的義務而將產品投放市場。許多消費者確實很關心諸如自己所吃的食物來自何方,農民如何對待土地和提供食品的動物,以及農民是否承諾會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等問題。一項又一項的研究已經表明,許多人都願意為那些以他們認為更具有可持續性的方法生產出的食品支付額外的費用。產業組織也許會提出關於可持續性的主張,但產業范式完全不能達到可持續性的社會標準和生態標準。可持續農業需要一種不同的市場行銷——它以合理的代價給予消費者更多的價值。

也許,經濟可持續性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同樣也是對農民最大的潛在回報。為了維持農場的盈利能力,農民必須發展他們自身與顧客之間有意義的關係。為了維持這種關係,他們必須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他們必須致力於為他們的共同利益而協同工作,因為他們都非常關心彼此。他們並不必將這種關係僅僅局限於本地居民,但他們必須把他們的顧客視為真實的人而不是非人的市場。人能夠和身處於世界另一端的其他人建立聯繫,但農業公司卻不能與任何人建立聯繫,因為公司本身並不是人。有意義的關係不能是大量生產的,因此它們也就不能是產業化的。

但更重要的也許是,如果要通過農業獲得更令人滿意的人際生活品質,農民及其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將會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通過分攤各自對管理自然環境的義務,農民及其消費者就能互相幫助,最終過上一種更有目的和更有意義的生活。

這種農業經濟學不同於我在 20 世紀 70 和 80 年代教授給農民的經濟學。但是,這種經濟學顯然更有意義得多。它需要我們做更多的工作,還需要我們更多地從農民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但它確實是一種應用於務農和生活的更好方法。我們並不能保證這種農業經濟學對任一特定農民、或普遍意義上的農民都有效。但是,與產業化的經濟學相比,它確實能為未來的農業帶來更多的希望。可持續農業經濟學正是一種充滿希望的經濟學。

作者:約翰·艾克( John Ikerd )(美國密蘇裡大學經濟學教授)

譯者:張果(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博士生)..中文簡體版轉自《世界文化論壇》第 37 期

原文由約翰·艾克( John Ikerd )發表,附上連結。※繁體版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原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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