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佛之師是文殊,文殊之師又是誰

文殊菩薩

向以智慧著稱,為十方三世諸佛菩薩之師,

在初期大乘經中,是一位卓越的大菩薩。

然在「文殊法門」的經典中,

卻記載著有三位女菩薩勝過文殊。

 在上古印度,印度河谷一帶曾經歷過一段母系社會時期,彼時女性為社會之中堅力量,從生產、戰鬥、祭祀等各方面,都由女性擔任要角,除了由女性出任族長外,崇奉之神祇亦以女神為主,荼羅毘堤族(Dravidians,或譯為「達羅毘荼」)人甚至還建立出梵天女性生殖信仰(Brahma Shakti)。彼時之女性,集祭司(婆羅門)、族長、領袖之大權於一身。然在雅利安人進入印度河谷,落地生根之後,社會權力結構逐漸轉變為以男性為主,女婆羅門(祭司)漸漸式微,雅利安人更在經過二十一次的抗爭之後,取得政治上的主導權,建立起以男性為主的父系社會,更將社會區分為:婆羅門(brahmana)、剎帝利(ksatriya)、吠舍(vaisya)、首陀羅(sudra)四種階級的「種姓制度」。隨著雅利安人向恆河流域的征伐,「種姓制度」也被帶到他們所征服之地。在此情形下,女性的政治、宗教權力相繼失落,社會地位也隨之低下,從《夜柔吠陀》(Yajurveda,西元前一○○○—五○○年)中已可看見貶抑女性的內容,到了《摩奴法典》(Mânava-Dharma-Sâtra)的年代(約成書於西元前二○○—西元後二○○年),更是明文規定:「女子絕不能獨立自主」,須「不分晝夜地被其家中男子置於從屬地位。」甚至說:「不名譽的根源是婦女,不和的根源是婦女,陋習所以存在的根源是婦女。」在《摩奴法典》的記載中,婦女彷彿是集眾惡於一身者。

在這種貶抑、歧視女性的社會氛圍下,佛陀為了姨母摩訶波闍波提(MahāprajāpatīGautamī,又譯大愛道、瞿曇彌)的請求出家,曾躊躇再三。然在阿難(Ānanda)的懇請之下,佛陀依據緣起深悟的平等精神,慈悲應允女眾出家了,並為出家女眾成立了比丘尼僧團(bhiksunī-saṃgha)。為了適應當時的社會情況,保護比丘尼的安全,以及協助比丘尼在道業上的修學,而有了「八敬法」的制訂。從歷史背景來看「八敬法」的制訂,其原始用意應是「比丘尼尊重比丘僧,而比丘負起監護與教育的義務。這是啟發而誘導向上,不是輕視與壓制的。」(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194)

摩訶波闍波提與阿難向佛陀請求應允女眾出家的首要問題都是:「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中阿含經》卷二十八)這是個關鍵的問題,女人能否修證得阿羅漢果?如果可以,那為什麼不能出家修行呢?昭慧法師認為,這個關鍵的問題,便是佛陀應允女眾出家的最大因素。佛法強調「眾生平等」,首陀羅都可以隨佛出家修行證道,既然女性亦能證得聖果,那麼有何理由拒絕世界上一半人口獲得證悟的機會呢?面對摩訶波闍波提的三度請求,佛陀之所以猶豫再三,主要應是考量現實環境對於女性的不友善,以及女眾出家後如何避免世俗的譏嫌,能夠適應當時社會,不致障礙佛法的弘通。

「在慈悲普濟的佛陀精神中,女眾終於出家,得到了修道解脫的平等機會。」(印順,〈阿難過在何處〉)佛世時代,比丘尼的表現絲毫不遜色於比丘,證得聖果者所在多有,不僅比丘有所謂的「十大弟子」,比丘尼亦有,其中「說法第一」的達摩提那(Dharmadinnā,或譯法樂)比丘尼,其論究法義的內容更被編入《中阿含經》,成為原始佛教的聖典之一。在《雜阿含經》卷四十五中更紀錄著阿臈毘(Aḷavikā)等十位比丘尼在面對魔波旬嬈亂時,以己身之修證,令魔波旬知難而退之經過。足見佛陀時代的比丘尼之傑出,更可證明在佛法的修證中,男女是平等無差別的。

然而如此傑出的比丘尼僧團最後卻於印度本土銷聲匿跡。二千五百餘年後的今天,南傳、藏傳的比丘尼僧團傳承早已斷絕,僅剩漢傳佛教中尚有比丘尼僧團存在。以臺灣而言,比丘尼人數多於比丘,不管是在弘法利生、慈善公益、社會關懷等面向,表現都極為亮眼,堪與佛陀時代的比丘尼相媲美。

印度本土的比丘尼僧團傳承之所以斷絕,與佛滅度後,歷次經典結集權與解釋權均為男性僧伽所掌握有關。以首次結集而言,由厭惡女性的大迦葉主持,然在結集開始之前,先細數阿難的種種不是,其中女眾出家便被歸咎為阿難的過失之一,要求阿難懺悔,阿難不認有罪,最後為了不引起紛擾,而向大眾懺悔。這當然是大有問題的!若阿難懇求佛陀讓女眾出家是有罪的,那麼佛在世時為何大迦葉與其他僧眾不向佛舉發呢?之後厭惡女性的保守上座們更利用「八敬法」中的「二部僧授戒」,讓比丘尼僧團逐漸凋零殆盡。

在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習尚下,對女性乃有種種的呵責,保守聲聞上座的僧侶們,更是利用掌握經典話語權的優勢,提出種種批判來貶抑女性,從「三障十惡」說,到女身垢穢,不得作佛、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的「五礙」說,逐漸累加至女人有「八十四種醜態」之說,女身彷彿眾惡之所歸一般,在《大愛道比丘尼經》中更把女性描述得比瘟疫還可怕:

若比丘尼居山中樹下,樹為枯死……比丘尼若居山窟中,舉山燋旱、樹木枯燥、禽獸飢餓、水泉竭盡……比丘尼若居澤中,澤中禽獸更相噉食,荊棘百草悉枯不生……比丘尼若居塚間,塚中死人悉坐,榜笞丘墓柏,柏皆便枯死……。(大正24‧953頁)

如此荒謬反智的言論,豈有可能出自大覺佛陀之口,當係一二厭惡女性之比丘,藉結集經典之便,假佛陀之口,遂行一己之偏見。更有甚者,最後竟將佛陀正法住世年歲的減少,歸咎於女性的出家。諸如此類的歧視言論,莫不將女性視為是世間錯誤與醜惡的存在。

大迦葉(重律系)問難於阿難(重法系)的公案,表示了僧團內部對於佛法、戒律等等看法的不同,埋下了日後部派分裂的種子。佛滅百年之後,由於對戒律看法的不同,乃分裂為大眾部與上座部。大眾部是重法的,律重根本的,尊重女性,少欲知足而非頭陀苦行的,慈悲心而廣為人間教化的,主要以青年僧伽為主,化區在東方;上座部是重律的,主張輕重等持,輕視女性,主要以耆年上座為主,化區在西方。

初期大乘時期的「文殊法門」,高揚一切法空,即世間而出世間,秉於深悟法性的見地,彈偏斥小,對於傳統聲聞行者多有呵斥。在保守上座眼中一無是處,受盡歧視、呵責的女性,在「文殊法門」中則有著不同的面貌,不僅擔當說法主的角色,甚至還居於重要的地位。

資料來源:佛光文化

書名:《漢唐時期文殊菩薩信仰研究》

作者 : 郭鎧銘
喜雜讀百家,頗認同「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之語。曾任出版社編輯,編有《王國維年譜(增訂版)》、《明清科考墨卷集》等書;並擔任談話性電視節目主持人多年及與談學者。

現為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歷史學會祕書長,專於中國中古史、中國史學名著、中國思想史、佛教史、佛教思想史及佛教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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